1994年，37岁的孟二冬博士毕业后，留在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当老师。这个老大哥被周围的人亲切地称为“老孟”。

    老孟对学术的执著让很多人不能理解：老孟当年毕业是大专生，父亲是当地的地委委员还兼任着一个大县的县委书记，完全有另外一条光明的仕途在等着他。老孟要作学问就要付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代价。

    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是老孟读博士期间的同班同学。他就奇怪：认识老孟这么多年，除了学术，没听他说过别的事情。“老孟的人际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处理的相当娴熟。”方铭说。在他看来，即使从政，老孟也可以做得很好。

    可老孟还是铁了心要治学。1980年，老孟从安徽宿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被留在学校，第一年学校就让他负责校团委的工作。只要一有时间，老孟就坐下来看书。同室的室友记得两人的桌子面对面，老孟的书经常占了桌面的三分之二。一年后，二冬缠着校领导辞去了团委的工作，坚决要求走上讲台和出去进修。

    1981年，24岁的老孟来到北京大学进修。第一次进修就是师从著名学者袁行霈。28岁那年，老孟考上袁行霈先生的研究生。毕业后回到烟台大学教书，成为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，老孟的课受欢迎，发表的文章也时常获奖，是学术骨干。

    34岁，也就是1991年，老孟三进北大，成为袁行霈先生的博士研究生。

    学问到底有什么好？这个问题要老孟自己回答。

    2001年，老孟申请晋升教授。当时竞争激烈：系里符合晋升的教师有十几个人，可名额只有两个。

    老孟条件看起来并不出众：除了当年的博士论文让人记忆犹新，这几年发表的文章并不多。而且很多文章是发表在北大自办的刊物《国学研究》上，这算不上国家级的学术刊物。“老孟的文章不多，可是都相当有水准。”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说，“我们也都听说他在做的‘补正’就要完成了。”就这样，老孟当上教授。他的付出得到承认。

    当年，老孟100多万字的《〈登科记考〉补正》完成。其中，仅经过补正的科举人数就比《登科记考》增加了一半。3万元的稿费，老孟全部用来买书送人。“这是研究唐代文学的人必备的案头书。它的学术价值是缓缓释放，并将永远释放下去的。”同事杜晓勤这样评价老孟的这部著作。很多不相识的人见到老孟，都不相信文章中的他和真实生活中的他是一个人：看文章，都以为老孟是个老学究形象：厚厚的眼镜，瘦弱的身材，不通人情，每日与古书为伍。

    可老孟的学生们说：我们老师阳光着呢！学校的运动场上经常活跃着老孟的身影。还是学生的时候，每到下午4时，老孟就会跑到篮球场上，打上一两个小时的篮球。后来，转成踢足球。学生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：孟老师研究的是唐代文学，在他身上有一股名士风范。

    名士一诺千金。

    1996年，陈保亚分配到北大教书。他被分到44楼，与老孟做邻居。搬家的前一天他骑车在路上碰到老孟，随口告诉老孟自己要搬家。

    第二天上午，陈保亚拉着第一批行李书籍到44楼时，老孟和夫人耿琴已站在他房门口等了一段时间，旁边放着水桶、拖布、扫帚这些打扫卫生的工具。

    那天老孟和耿琴一起帮着陈保亚打扫了一天的房子。

    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别人随意的一句话，老孟都放在心上，并努力去完成。

    名士淡泊名利。

    老孟安安心心教书，做学问。尽管在业界名气很大，可是公众都不知道这个人。他很少参加学术会议，也不接受外出讲课的请求。

    老孟不富裕。他从不在乎钱，也不浪费钱。7年辛苦做成《〈登科记考〉补正》，3万元的稿费全部买了书送人。

    他的学生刘占召要去石河子大学帮着老孟辅导那边的学生。老孟听说了，自己掏出3000元买了书让他带过去。老孟的学生结婚，几乎都会收到老孟的大红包，里面一般是1000元。

    名士很洒脱。

    老孟是个懂得生活的人。他喜欢汽车，郊游，打球，爬山，喝酒，散步。

    还在住筒子楼的时候，老孟要教女儿钓鱼。可条件有限，老孟想了个招数：他做了个鱼钩，抱着女儿，在自家的鱼缸里优哉游哉地钓起了鱼。

    读书的时候，晚自习结束了，老孟喜欢与同学一边聊天，一边喝酒。最多的时候他一次喝掉两瓶二锅头。

    名士达观。

    老孟生病后，练起了书法。他把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诗句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写下来，送给关心他的石河子大学的师生们。老孟说，我是一棵病树，但是依然充满信心。希望与各位苍天大树一起拥抱春天。

    “老孟把学问与为人合二为一，他是学问中人，他有着健全的人格，所以碰到任何事情，冷静坦然地面对。即便是生死。”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说。